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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为什么会灭十族?

2011-08-30 23:53:02 本文行家:梁瑾瑜

所谓“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指:父母、兄弟、姊妹、儿子;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方孝孺方孝孺

皇帝杀人,常常有“株连九族”之说。

  所谓“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指:父母、兄弟、姊妹、儿子;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株连九族”,已经是相当恐怖了,然而,方孝孺却遭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即在宗亲九族之外加上门生故旧,牵连者不计其数!

  方孝孺到底犯了什么罪,竟至于要遭此“十族”之诛呢?

  “正学先生”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也是著名学者和散文家。

  洪武九年(1376),二十岁的方孝孺拿着自己写的谈立身之道的文章《杂诫》来到宋濂那里,拜宋濂为师。宋濂好多年都未见过这样好的文章了,很高兴地把方孝孺纳为弟子。

  相传,一次太祖朱元璋设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灵芝甘露论》,限明晨交卷。宋濂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方孝孺后,自己因宴中饮酒过多,一觉睡到天明才醒。

  准备上朝了,宋濂才想起作《灵芝甘露论》的事,大惊失色。方孝孺胸有成竹地对宋濂说:“老师不必惊慌,我已代师写成一篇,未知可否?请老师定稿。”宋濂看后十分满意,未作修改,便直接上呈太祖。太祖看后,觉得此文与宋濂的文风不同,问道:“这是学士的手笔吗?”宋濂只好如实说:“这是我门生方孝孺的手笔。”太祖听后很高兴,说:“此生良胜汝。”

  方孝孺在宋濂门下度过了三年时光,使他终生受益匪浅。

  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朱元璋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只是对皇太子说:“这是一个有才华的正直之士,但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让他历练得更加成熟一些,将来好辅佐你。”于是厚礼相待,送他归乡。

  后来,方孝孺受仇家陷构,被牵连到一场官司里,一并拘押到了京城。朱元璋在案卷里看到了方孝孺的名字,叫人马上放了他。

  不过,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隐居在家,一心著书立说,过着清苦的生活。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统》等多部作品,还写了大量的诗歌。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璋才让他担任汉中府学教授,成了个刚刚入流的九品学官。

  蜀献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早就听说过方孝孺的人品和学识,就礼聘他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师,非常敬重他,把方孝孺的读书之庐命名为“正学”,方孝孺因而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

  削藩的后果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时,儿子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的“洪武”年号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祖父为他储备的“干部”投入使用。“秋七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方孝孺终于从那个摆满了儒学经典的“正学”书斋,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台。次年,又升任为侍讲学士,成了建文帝的近臣。

  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讲解;临朝议事,也常常叫方孝孺批答;纂修《太祖实录》等史籍,也任命方孝孺为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帝对方孝孺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融洽。

  此时,建文帝把朝中的大权交给了两个书呆子: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他们急于求成,在建文元年(1399)新皇权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之前,就开始走了一步在整个明朝历史上最为险恶的棋——削藩。

  朱元璋在位期间,为御侮防患,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明朝初年,藩王们为强化朱氏王朝的绝对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洪武时代的结束,这种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了。

  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初衷应该说是对的,但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王朝的实力。开始的“削藩”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周、代、岷、湘、齐等藩王先后被削夺,“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但进一步想削夺其中势力最大的藩王——燕王朱棣时,大麻烦出现了。

  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

  遗憾的是,前方战况不佳。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渐推向了绝境。朱元璋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将久经沙场的元勋宿将几乎斩杀殆尽,现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满腹诗书的方孝孺等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燕王朱棣却都束手无策。

  朱棣出兵时,他最倚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他说:“臣有所托。”

  朱棣问:“何为?”

  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杀之。杀孝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颔首答应。

  人间惨剧

  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

  其实,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来收揽人心,所以燕军攻破南京后,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被孝孺痛斥一顿。最后朱棣强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恸而极,哭声响彻大殿。

  朱棣亲自从御榻上走下来劝他说:“方先生不必自苦,我不过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这里说的“成王”,指的是建文帝。

  “那么成王呢?”方孝孺问。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国赖长君。”朱棣有些窘了。

  所谓“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二子。长子名文奎,年方七岁,城陷后不知所终,大概是焚宫之时,烧得尸骨无存了。次子尚只两岁,名文圭,后被朱棣幽禁于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前后历五帝,共五十五年,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以外的人世,到英宗复辟后被释放时,形同白痴,连猪犬都不认得。

  方孝孺反驳道:“何不立成王之弟?”

  驳得朱棣哑口无言,只好说:“这是我的家事。”

  接着,他叫左右拿笔墨来,坚决地说:“诏告天下,非先生来写不可!”

孝孺接过笔,写上“燕贼篡位”几个字后,随即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就死!诏书绝不能写。”

  朱棣勃然变色,提出警告:“你难道不怕灭九族?”

  “灭十族又如何?”

  “好!”朱棣恶狠狠地说,“我就灭你的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

  在当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宝门,当着方孝孺的面,朱棣将“十族”一个一个地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方孝孺,是否回心转意。当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牵连,就要被砍头时,深感痛心,泪流满面。

  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闻早在方孝孺任职汉中府的时候,就已病逝。方孝孺听到丧讯,悲伤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难,方孝孺内心的伤痛无法言说。他的弟弟孝友却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在死前劝慰其兄,作诗道: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诛方孝孺十族,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行刑七日方止。

  临到最后杀方孝孺时,方孝孺谩骂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并割下舌头,随后处以凌迟之刑。

  死前,年仅四十六岁的方孝孺器宇轩昂,作《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舍生取义,还是愚忠?

  有明以来,人们都认为方孝孺以一介书生,忠贞不屈,在残酷的屠戮面前无所畏惧,坦然走向死亡,是读书人的楷模。然而,近来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其一,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

  方孝孺舍生取义,才留下千古英名;如果他一念之差写了诏书,难道就会遗臭万年吗?就算方孝孺接着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节,因为他不是投靠了异族或敌国,就连服务对象的姓氏都没有改变,就像成祖所说的这是他的“家事”。

  魏征在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前,是辅佐太子李建成的,也就是太宗的对立面;李建成被杀,李世民即位后他转而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为“贞观之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闻名后世的一代良相。他死后,李世民十分悲哀并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像魏征一样辅佐新主,建立不世之功勋。唐代以后谁笑话过魏征?谁也没笑话过,赞美之词倒是不少。为了朱家的“家事”而慷慨献身,值得吗?

  其二,方孝孺应该怎样去死?

  是的,民族是要有精神的,做人也要有是非观、有骨气。我们赞美那些因坚持真理、维护信仰而视死如归的铮铮铁汉,也赞美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英勇捐躯的民族英雄。即使方孝孺先生选择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正统观念,也仍然值得我们尊重。

  翻开史书,为信仰献身之人不胜枚举。前有魏晋时之嵇康,面对司马集团的屠刀,谈笑从容,作广陵绝响;后有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都留下了悲壮的佳话。

  当金川门破之日,方孝孺先生面临三条选择:降,逃,死。

  “降”,方先生是不屑的。

  “逃”,不失为一种进退自如的选择。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连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你为何不逃呢?你逃了,对姚广孝有过承诺的朱棣也不会穷追猛赶。时势不利,你可以隐居深山,结草为庐,诵经课徒,兀兀穷年。渴了,有山泉清露;饥了,可采芹采蕨。一旦时机好转,方先生振臂一呼,定然是四海云集,说不定还可以为苦命的“建庶人”挣得一片天下。仔细掂量,逃是一个智者在当时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可惜的是,方先生不是智者。

  方先生心存大忠,却无大智,这就铸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剧。

  方先生选择了“死”,决心以身殉难,这仍然值得我们尊重,但我们并不赞成方先生的这种死法。

  方先生可以阖门不出,顶礼焚香,自刭于家;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仰天长啸,自沉于水;方先生甚至还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现于金銮宝殿,义正词严宣布自己的主张后,触阶或触柱自杀而亡。朱棣对方孝孺“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准备,因而对他的这几种自杀方式不会感到意外,也就不会引发怒火万丈,逆鳞喷血,更不会导演出“灭三族”、“灭九族”,乃至“灭十族”的悲剧。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

  说不定,朱棣为了讨好士人,安抚满朝文武,借重方孝孺的威望,对他的死来一个假惺惺的欷歔不已,给他一个旌表,给他的家属以应有的安抚——类似的例子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这样,方先生保持了名节,子孙也享受到了余荫,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即使朱棣穷凶极恶,继续施逞淫威,仍然是“三族”、“九族”地杀将下去,那么,后世史家更可以认识朱棣的残暴本质,而不会拿方先生来说事了。

  其三,方孝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死法?

  严格地说,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决心用一场轰轰烈烈的死来成就自己的名节。登殿,“披麻戴孝”,“哭声响彻大殿”;问答,针尖对麦芒,反宾为主,步步紧逼;写诏,大书“燕贼篡位”,然后“掷笔于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脱下礼贤下士的伪装,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当勃然大怒的朱棣用“灭九族”进行威胁时,方孝孺竟说:“灭十族又如何?”

  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可叹的是,这已经是“慷”他人之“慨”了,方先生决心为自己的主子殉葬,又何必搭上这八百七十三条无辜的生命呢?

  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指责方孝孺说:“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一个“激”字,点明了方孝孺的心机,唯恐其不怒,唯恐其不杀,唯恐其杀之不多;杀得越多,就越能彰显朱棣的罪恶,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节。

  于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闹剧”开始了血淋淋的演出:一个是要无限张扬自己权威的杀人狂,一个是想无限抬升自己名节的偏执狂。两强相遇,小民遭殃。

  杀!杀!杀!只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当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亲戚,朋友,门生,故旧,认得的,不认得的,昂首挺胸的,浑身颤抖的,乃至于妇幼婴儿……牵引到方先生面前就戮的时候,当一具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如小山般堆积在方先生的面前的时候,他居然无动于衷,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个敢杀,一个能忍,视生命如草芥!

  怎么来解释这样一个癫狂的现象呢?有人说:这是两个疯子,“精神变态,心理疯狂”。而方孝孺,则“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泯灭了人性的腐儒”。

  方先生的名节总算是成就了,但这个用八百七十三条血肉之躯垫抬起来的名节里,掺和了太多的血污!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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