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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的导火索?

2012-03-18 15:48:30 本文行家:赵艳雄

湘乡人王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此人属相为鸡,思维敏捷,口才不俗,爱发议论,声音洪亮,争论时总是盖过别人一头。在任何时候,他都希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滔滔不绝的话语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在所有湘军将帅中,他是个性最为张扬的一位,沉稳的刘长佑和沉默的李续宾就不用拿来跟他比较了,就连左宗棠、胡林翼这两位以口才见长的大帅,也比不上他的热闹。

谁是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的导火索?
谁是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的导火索?

 

湘乡人王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此人属相为鸡,思维敏捷,口才不俗,爱发议论,声音洪亮,争论时总是盖过别人一头。在任何时候,他都希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滔滔不绝的话语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在所有湘军将帅中,他是个性最为张扬的一位,沉稳的刘长佑和沉默的李续宾就不用拿来跟他比较了,就连左宗棠、胡林翼这两位以口才见长的大帅,也比不上他的热闹。这也难怪,在湘军崛起的咸丰三年(1853),王錱还只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比起其他湘军元老都小了一大截,也就很难有他们那样深藏不露的涵养。

王錱不仅爱说话,而且自负有才。他的夸夸其谈和自高自大,在以谦谦君子自诩的中国读书人当中,一定会引起反感。湘军集团中有些人对他不满,而对他最恼火的人恐怕就是大帅曾国藩。但是王錱的自负,并不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属于浮夸一类。王錱有真本领,而且非同凡响。他的武学造诣很深,不仅擅长军事训练,还精通战略战术。这既可以归功于老师罗泽南的教导,也可以归功于王錱的天赋。他在罗泽南的弟子当中,性情最为刚猛,习武最为勤勉。罗泽南曾经断言,他门下只有王錱能够成为名将。虽然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未免过于谦逊,但也说明了罗泽南对王錱信心最强。

王錱不仅有才能,而且是个实干家。他年纪不大,团练湘乡勇的资格却比曾国藩还要老。湘乡县办团练的人,若要论资排辈,李续宾当名列第一,罗泽南和王錱可以并列第二。曾国藩在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的时候方才接触团练,而那时王錱已是湘乡县有名的团练专家。

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朱孙贻急于调集乡勇保卫县境,王錱主动向他请战,自愿负责团练乡勇,抵御北上的太平军。他说,洪秀全的部队势不可当,只有靠乡勇堵御,才能将他们挡在湖南。如果知县能交给他几千乡勇,他愿领着家乡的男丁去湘南杀敌。王錱跟朱孙贻一拍即合,两人联手大办团练。湖南巡抚骆秉章此时正在积极部署各地的防务,给湘乡县下了一道指令,叫朱孙贻招募乡勇。有了各级官府的支持,王錱立刻进城,在县衙门口募勇。王錱只是一介书生,却比武官还要卖力,四处动员,号召人们武装起来,准备打仗。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人脑袋有些发热。王錱后来回忆说:“当时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没有一个不笑话王某!”

这一次组建乡勇虽然是在官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仍然办得颇为棘手。部队初建需要银子,可是政府没有拨款,湘乡勇既无军粮又缺武器。银子从哪里来?全靠动员乡绅掏腰包。王錱不得不发挥他的口才,去跟大款们磨嘴皮。

王錱讨来了捐款,抓紧制定湘乡勇的建军制度与号令,每天跟罗泽南一起组建队伍,叫友人和师兄弟们分头带领操练,王罗二人有时也亲自训导。要把农民训练成战士,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王錱一个一个手把手地教授步伐和技击。教好了一个人,就令他口衔一颗算盘珠,领着他站到队列中。然后另叫一人过来,从头教起。全部教完之后,王錱穿上军服登台,陈说忠孝大义,声情慷慨,令听讲者为之振奋。

在朱孙贻的支持下,罗泽南和王錱组建了两营湘乡勇。接着,他们又到各乡各村挨家挨户选丁训练,作为保卫县城的武装力量。县城里成立了八个团,每个团都有一名团总,每团选取壮丁二百人,共一千六百人,分为八班,轮流执勤。

朱孙贻、罗泽南和王錱在湘乡掀起了团练的高潮。不久以后,各坊各都团练的乡勇,熟悉阵法和战技的人,增加到十多万人。湘乡首开大办团练的风气,湖南各地纷纷效仿,宝庆、浏阳、辰州和泸溪等县,也纷纷办起了团练。


咸丰二年年底,曾国藩奉旨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由于他是湘乡人,他首先想到借重湘乡勇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但是王錱作为湘乡勇的一个头目,一开始就对曾国藩不满。团练骨干在一起议论曾大人时,王錱说道:“此人京官做久了,动不动就发公文,打官腔,真是看不惯!跟他交谈,话不投机半句多。”曾国藩可以感觉到王錱不喜欢自己,他提出要收王錱为弟子,王錱却说:“吾师只罗山一人!”曾国藩见王錱不买账,担心他不好领导,所以不想让他多领兵。于是两人的关系闹得很僵,王錱一直带着自己的勇队,受命于湖南巡抚骆秉章。

可是王錱运气不好,咸丰四年(1854)二月初次出兵去打太平军,他就吃了一个大败仗。战场上受挫还不算倒霉,最不幸的是他当时跟曾国藩的湘军同路进兵,而曾国藩也是出师不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王錱的失败影响了曾国藩,使湘军第一次出征大损形象。这就给王錱招来了曾国藩的怒气。

那时太平军围攻武昌,派兵南攻岳州,接着南下湘阴,派兵登陆,攻占宁乡。曾国藩亲自带领一万七千人从衡州北上,骆秉章则令王錱率所部北进湘阴。太平军见官军大举北上,自动撤出湘阴和岳州。王錱击败湘阴本地会党后,立马进驻岳州。由于轻敌,他继续挥师北进,打算一口气收复湖北的崇阳与通城。他派出的前锋在羊楼司遇到了太平军南下攻击的大部队,交战之后,湘乡勇稍稍退却。王錱带领主力赶到,将太平军击退,救出了前锋。但此时天色已晚,湘乡勇已经饥疲不堪,太平军主力从四面杀来,使湘乡勇受到重创。太平军当即上船,乘北风向岳州驶进,王錱急忙回军岳州守城。曾国藩的部将邹寿璋告诫王錱,说岳州已是空城一座,没有粮食,无法防守。王錱不听,执意要守。第二天,太平军主力开始攻城,王錱出城迎战,又被太平军击败。

太平军加紧攻城,切断了王錱与曾军的联系。湘乡勇一天没有进食,跟着王錱凭城鏖战,毫无获胜的希望。王錱派人给曾国藩的水师送信,请求他们登岸夹击。但是曾军水师遭到大风破坏,损失了一半实力,已经南撤,无法前来增援。湘乡勇又累又饿,难以坚持抵抗。曾国藩派船来接他们撤走,王錱羞愤交加,打算自刎,被部众簇拥突围而出。这一仗,营官钟近濂、刘恪臣等十几人阵亡,他们都是带兵的书生,王錱的好友。王錱写信给骆秉章自请处分,请求让他收集溃散的士卒,继续投入战斗。骆秉章奏报朝廷,得到批准:“王錱轻进失利,着即革职。该员平素剿贼尚属奋勉,着准其带勇,效力赎罪。”

曾国藩虽然救了王錱,但由于他自己的失利与王錱的失败相重合,他把这次失败看得非常严重,对王錱大加申斥,要给他严厉的处分。多亏骆秉章和左宗棠对这个遭受挫折的年轻人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他加以回护,王錱才得以挺过这个难关。

岳州失利过去不久,曾国藩又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一次却没有王錱参与。咸丰四年四月二日,曾国藩攻打靖港不利,折损了战船与兵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天塔齐布从宁乡增援湘潭,一战而获大捷。王錱此时在湘潭附近,已经收集所部数百人,见到从湘潭败退的太平军向上游逃跑,立即率部截击,歼灭了一些太平军。十天后,骆秉章与曾国藩联衔拜发的奏折中,提到了王錱的两次阻击战,其中写道:

管带湘勇已革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王錱追贼至云湖桥,杀贼四十二名。初六日设伏于鲁家坝,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二十余名。

这份奏折最后的定稿人是左宗棠,据说关于王錱战功的这一段,比曾国藩看到的奏稿将王錱的功劳拔高了许多,有把一场小胜仗夸大之嫌。须知这份奏折中报告了曾国藩在靖港的战败,而曾国藩讨厌的王錱却以胜利者的面目在其中出现,令曾国藩颇为不爽。他对左宗棠擅自修改奏稿很有意见,因为左宗棠只是骆秉章的师爷,根本无权向皇帝上奏。他修改奏稿的目的,无疑是出于对王錱的同情和爱护,这就有故意跟曾国藩作对之嫌。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最初起源。

从此以后,王錱一直独立于曾国藩的湘军体系之外,服从骆秉章的指挥。他与左宗棠成了亲密的朋友。所谓一物降一物,王錱恃才傲物,却乐意听从左宗棠的指导,遵照这位师爷的调遣四出作战,两人始终配合默契。而王錱死后,左宗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从师爷转换身份成为统兵大将以后,倚重王錱的兄弟与部属,靠着王錱身后留下的军事遗产“老湘军”(也称“老湘营”)起家,得以立下赫赫的战功。王錱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二个春秋,左宗棠使他生命的意义有所延伸,使他的影响遍及于湘军四十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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