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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傅莱:天津的白求恩

2015-12-19 14:18:26 本文行家:大大猫鼠99

理查德·傅莱,从奥地利共产党员到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研制使用青霉素第一人,抗战期间做出过杰出贡献,被誉为“天津的白求恩”。在理查德·傅莱之子理查德·傅莱(小)的协助下,其在天津的故居被文史专家张绍祖、金彭育论证后确认,即今云南路48号,目前正进行不可移动文物申报。

理查德·傅莱:天津的白求恩理查德·傅莱:天津的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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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理查德·傅莱,从奥地利共产党员到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研制使用青霉素第一人,抗战期间做出过杰出贡献,被誉为“天津的白求恩”。在理查德·傅莱之子理查德·傅莱(小)的协助下,其在天津的故居被文史专家张绍祖、金彭育论证后确认,即今云南路48号,目前正进行不可移动文物申报。

  一位奥地利医生缘何不远万里跑到当时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进行人道主义救援?这还要从理查德·傅莱的生平说起。理查德·傅莱(小)向笔者介绍,他的父亲1920年2月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殷实的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爷爷给这个独生子取名理查德·石泰因。

  为抗日根据地智运药品

  1934年初,理查德·傅莱14岁那年,奥地利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萧条和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势力而爆发了国内战争。内战后,傅莱秘密地加入共青团,还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举办的战伤急救培训。学医是傅莱从小的志向,他的父母发现了这点,就想方设法为他创造各种学习条件。当时维也纳是世界现代医学中心,学医的氛围非常浓厚。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傅莱后来到了维也纳的赫尔兹科勒西特放射专科院和维也纳大学皇家附属医院,学习放射治疗专科技术和实习。

  化学课上的一场邂逅让傅莱更加坚定地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那时他常常到家附近的维也纳大学化学系里去旁听,在学习期间,他与系里的共产党员学生交了朋友。1937年傅莱正式加入奥地利共产党,他在学校里秘密地宣传共产主义,在校外参加各种反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活动。1938年3月,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傅莱因而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

  1938年底,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突然通知傅莱,为逃避纳粹盖世太保的追捕,他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维也纳。这个消息来得如此突然,傅莱不得不放弃热爱的医务工作,忍痛离别了热恋中的女友,匆匆地告别父母,迅速地踏上了向南开去的列车。他的绝大部分战友都去了美国,而他选择了中国,他在学校时就听说,中国共产党有着一支自己的军队。傅莱逃离奥地利后,经瑞士到了意大利的海港热那亚,在海上漂泊三个多星期,终于在1939年1月15日到达上海。

  天津文史学者张绍祖,详细描述了傅莱初到中国以及与天津的缘分。当时中国硝烟弥漫,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傅莱在上海先找到一家传染病医院就职,然而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才是他此行的最终目的,于是在这家医院工作不到三个月,他就决定北上,先后在天津德美医院、北京道济医院、邢台福音医院和天津马大夫纪念医院工作。他一面从事抗日医疗救援,一面四处寻找共产党军队。

  1940年,傅莱通过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美国进步人士胡本德,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当时,考虑到他的医生身份,北平地下党给他的任务是利用在医院的便利条件,为晋察冀及平西抗日根据地采购和运送部队急需的药品。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傅莱在天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不畏艰险和困难,承担起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等物资的重任,并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当年傅莱在天津还有过一个“智运药品”的故事。天津党史学者王凯捷讲述到,那是1940年的8月,八路军发起旨在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矿山的百团大战,战况激烈,死伤很多。平西抗日根据地急需大量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因与天津距离较近,为了防范药品流至抗日根据地,日军加紧了对天津外出物资的检查封锁。恰巧此时德租界商人有一批化妆品要运送到北平,这个消息被傅莱知道了,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很快与德商取得联系,称自己也有一批物资要运到北平,希望能与他们的物资同行。获得同意后,傅莱和两个助手对药品进行了严密包装,并及时通知北平地下党派人接站。随后,他亲自护送药品到天津车站,由于当时日本与德国同属“轴心国”盟友,因此日军对这批物资没有进行严格检查。就这样,这批药品在傅莱的安排下,从日军严防死守中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了层层关卡,安全地运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支援了百团大战。为此,傅莱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

  难忘的三年晋察冀时光

  1941年12月,傅莱冒着生命危险,用三周时间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从北平到了八路军平西司令部,休整两周后,终于来到他一心向往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见到了聂荣臻。而“傅莱”这个中国名字,就是聂荣臻根据他的母语德语中“自由”一词发音而起的,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而后索性将自己外文的名字“理查德·石泰因”也改为了“理查德·傅莱”。理查德·傅莱(小)讲述道:“父亲向聂荣臻提出要求,想参加中共党组织生活,但聂荣臻却婉言告诉他:由于他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携带奥地利共产党的介绍信,按中共的规定,暂时还不能参加这里的党组织生活;并希望他能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傅莱被聂荣臻安排到白求恩卫生学校任教员,为八路军培养医务人员,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是这里的负责人。这所学校离前线约25英里,傅莱一共在这里工作生活近三年。他曾详细记录了这三年来的工作状况:“一开始,我教课也很困难,因为当时我中文还不好,只能把要讲的内容先写下来,然后再把不知道的词翻译出来,结果一个小时的课,我要花上八个小时的时间备课……由于燃料缺乏,冬天的日子尤其难过,写字时必须保持钢笔的温度,才能防止墨水冻结……常常在比一支蜡烛照明度还低的菜油灯下备课。”聂荣臻因傅莱眼睛近视,特地批准他可以使用两个灯芯的油灯。

  当时,培养部队医生和外科大夫,一般需要参加两年的学习,再加上半年实习。“每年至少有一次因为日寇的扫荡而使教学中断。如果扫荡的规模不大,教学某种程度上还能继续,但授课常常在步枪和机关枪扫射声中进行。”傅莱的教学很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没有的疾病,这方面就不教,而广泛流行的疾病,他就会教得非常详细。“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教授有关疟疾、伤寒、回归热和战伤外科的知识上。”特别是疟疾,“这里每年大部分的人都要患疟疾,而拥有一千九百万人口的边区,却只有三十到五十磅的奎宁。”

  也正因此,傅莱在授课之余,潜心研究摆脱依赖药物的治疗方式,他想到中西医结合,并通过向当地老中医请教,找到了用针灸治疗疟疾的方法。他走遍了边区大部分地方医院和部队野战医院、急救手术站、休养所和卫生队,亲自到那里去实施治疗和推广,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减少了许多死亡,最终战胜了疟疾。为此,他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特别嘉奖,并通报全军。在当时“只能用木匠的锯子和普通的刀来做截肢手术,只能用蒸馒头的蒸笼来消毒”的条件下,傅莱还找到了治疗癫痫和胃溃疡的“土方法”。

  傅莱这几年虽然名义上是教书,但也没少上前线战斗。“我们通常能够在离战场二至三英里的地方,找到一个遮蔽处,就开始抢救伤员。”由于药物和器械严重短缺,很多本可救治的伤员延误了最佳时机,这常让傅莱心痛不已。在反扫荡过程中,他还目睹了诸多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他们把婴儿扔进了滚烫的开水里,日军的军医还活体解剖了怀孕的妇女,并有日寇吃人的确凿证据——他们吃人的心和肝。”

  1944年秋,傅莱告别了晋察冀边区,用一个月的时间,走七百英里去了延安。理查德·傅莱(小)回忆道:“父亲晚年时,曾多次对我谈到他对抗战时在晋察冀前线的那段难忘时光的怀念。他说:‘1942年初至1944年底这三年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但也是我最有激情、最幸福和最为怀念的时期。’父亲离休后,特意回到了当年的老区,去看望了那里的村民和房东。所以父亲希望自己死后,能将骨灰撒在唐县的土地上,与他失去的那些战友永远为伴。”

  在中国研制青霉素第一人

  傅莱果然如聂荣臻所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1944年,经聂荣臻介绍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批准,这位奥地利共产党员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能在中国继续革命的夙愿。

  此外,傅莱还是在中国最早成功研制出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的人。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三年缺医少药的时光,傅莱看到太多被转至野战手术点时已被病菌感染的伤员,这些人痛苦难耐而又渴望生存的眼神,一次次刺痛着他的心。他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要尽快解决抗菌药问题。得知能治疗多种感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于1941年在英国用于临床,1943年美制青霉素已大量用在盟军各地战场的消息后,傅莱决定把青霉素引入中国。

  1944年冬,身处延安的傅莱通过宋庆龄和美军驻延安观察团,请纽约美国援华委员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菌菌种和相关资料。1945年初,傅莱收到对方寄来的青霉菌菌种和早期学术研究资料,但因为刚问世的青霉素被诩为灵丹妙药,价格高昂,美国产商对生产工艺严格保密,他只能凭着仅有的这点儿资料去摸索。不仅工艺没有,当时延安的生产环境和生产设备也不尽如人意,摆在傅莱面前的困难可想而知。

  然而傅莱带着两位助手迎难而上,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始了研制。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傅莱就和助手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靠在地下烧火,让培养箱内达到恒温的效果;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他们就定时进入恒温培养间,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没有空气过滤器,就用打气筒把空气通过一个装有无菌棉花和滤布的小管, 除菌后再通入发酵罐底部。

  经历了五十多次的失败后,终于在这个连针都造不出来的穷山沟里,研发出了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的科学成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青霉素技术在后来的抗战中,拯救了无数战士和伤病员的生命,为支援抗日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这期间,傅莱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1945年,他与李滨珠结婚。李滨珠比傅莱小一岁,1921年生于河南偃师县,1936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年仅16岁的她来到延安。与傅莱结婚后,长期支持傅莱的工作。

  为天津解放做出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又打响了。傅莱又从延安来到张家口,负责收编日伪蒙疆医院,并继续研制生产青霉素供应前线。此外,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抢救了许多伤员。王凯捷讲到,他带着X光机和医疗就诊器,参加了著名的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和天津等战役。在天津战役中,傅莱作为华北军区卫生顾问,亲临前线组织伤员救护工作。为确保战役期间我军伤员能够得到及时救治,他根据天津战役的规模、参战兵力和特点,及时提出组建多个野战医院的提议。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天津周围很快建立了十余个野战医院,同时他还就手术治疗、药品供应和防敌偷袭等问题,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部署,为我军顺利解放天津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首长的充分肯定。而后,他又随二野去了大西南,开展防疫工作,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共卫生处负责人。

  新中国成立后,傅莱又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到新中国的医学和医疗事业的建设发展中去。解放初期,他长期工作在西南边远落后地区,经常深入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研究那里的地方病和传染性疾病。他编写了《人民保健组织学》等许多重要文献,为中国疾病预防工作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宝贵资料。

  1961年,傅莱的父亲去世,傅莱在离开奥地利23年后又回到久别的故乡维也纳。战后第一次回到欧洲的傅莱悲喜交加,母亲带着他,在奥地利和捷克给几十个被法西斯残酷杀害的亲属扫了墓。

  20世纪80年代,在傅莱领导下建成全国性的生物医学情报中心和网络中心,以及中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中心,还有MEDLINE数据库等。他亲自到全国各大区去组织举办医学信息现代化管理培训,为中国生物医学信息事业、中国医学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理查德·傅莱(小)回忆道:“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那些靠边站的年月里,天天都在鼓捣他那些医学文献卡片,原来这几万张小卡片都是为今天的检索系统和数据库作准备的。”

  理查德·傅莱(小)讲述道:“那是2004年,在北京协和医院里的父亲病情恶化,我们兄妹俩准备把他接到维也纳进行治疗。但他却坚持要在中国走完他自己的人生,还提出,死后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科院作科研用。11月15日,父亲在进入昏迷状态前,身边没有任何子女。”

  2007年,为了表彰傅莱的历史功绩和弘扬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河北省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里,修建了傅莱纪念墓碑。如今,傅莱静静地躺在他六十多年前与边区军民肩并肩浴血奋战过的地方,躺在曾安葬过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还有在傅莱怀抱里死去的印度医生柯棣华的墓旁。这三个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过的国际主义医生,都先后安息在唐县这块热土上。

  故居寻访确认申报挂牌

  傅莱初到中国时,1939年至1941年在天津居住,居住地点为英租界登伯敦道262号。张绍祖讲道:“2013年傅莱之子理查德·傅莱(小)先生,在网上看到由天津河西档案馆主编、我与张建虹编撰的《天津德式风情区漫游》一书,里面有《国际主义战士傅莱》一文。为此他与爱人专程从德国来天津河西档案馆,我参与了接待。理查德·傅莱(小)先生希望我帮助查寻傅莱在津的故居。回国后,他将傅莱故居相关照片发给了我。”

  英租界登伯敦道即为现今的云南路,那么这个262号究竟是哪家?2003年国庆节那天,张绍祖约上天津风貌办研究室主任金彭育,拿着照片从马场道云南路口开始寻访,走了一段路,他就发现对过双号门牌有个和照片类似的半开铁门,走过去一看是云南路48号。不仅铁门很像,旁边的墙垛子也很像,在和周围常住的居民以及48号现住居民沟通后,初步可以断定是此建筑。

  而又有一个疑问产生,为何262号与48号相差如此之大?张绍祖解释道,理查德·傅莱(小)在信中写道:“我唯一的依据是他(傅莱)遗留的老相册中,该房照片旁边的标记‘1941, 262 Dumbarton Rd’。”1941是傅莱拍摄该照片的年份,后面则是登伯敦道262号。河北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王勇则,提供给张绍祖交通部天津电话局1937年编的《民国二十六年天津电话号簿》载:“施密住登伯敦道264号登伯敦大楼(聚英大楼)1号。”现聚英大楼尚存,为云南路50号。这无可置疑地说明,傅莱在津故居原英租界登伯敦道262号就是云南路48号。

  此外,庆幸的是今年中国政府邀请理查德·傅莱(小)参加北京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当他结束活动到天津一览父亲的故居时,竟然巧遇依然住在这里的当年父亲的厨师王连珍之儿媳王志英老人。她已85岁高龄,幸福地回忆着1949年傅莱来她家,取走急赴晋察冀根据地时留存衣物的情景。这也为傅莱故居的确认提供了佐证。

  目前,张绍祖和金彭育正在为云南路48号尽心竭力地进行着不可移动文物的申报工作。希望从此能让傅莱故居成为人们对这位为天津抗战和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永远记忆。

  本版图片均由理查德·傅莱(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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